香港中通社10月30日電（記者 黎金良）自今年5月以來，中美經貿磋商已歷經五輪密集談判，地點從日內瓦、倫敦、斯德哥爾摩、馬德里再東向至吉隆坡；而就在10月30日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韓國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第三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，並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備受矚目的“習特會”。從地理軌跡來看，這一系列高層互動的地點選擇，不僅是外交禮儀的安排，更隱含著雙方戰略重心的微妙轉移與權力格局的再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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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：初期談判的“第三方緩衝”
前四輪中美經貿談判均選址歐洲，絕非偶然。日內瓦、倫敦、斯德哥爾摩與馬德里，皆為傳統中立或具國際協調角色的城市。這種安排體現了雙方在關係高度緊張、互信尚未重建之際，對“第三方空間”的依賴——既避免在對方主場談判可能產生的心理劣勢，也藉由歐洲的“第三方緩衝”，為談判創造相對客觀的氛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從地理距離而言，無論是華盛頓還是北京飛往歐洲主要城市，航程大致相當。這意味著雙方在“空間成本”上達成某種形式的對等，反映出初期談判仍處於“勢均力敵、互不相讓”的階段。
吉隆坡轉折：中國主導亞太節奏
第五輪談判移師馬來西亞吉隆坡，標誌著談判地理坐標的重大轉向。這是中美經貿磋商首次在亞洲舉行，且選擇東南亞國家，具有多重戰略意涵。
首先，東南亞長期以來是中美競合的關鍵場域。選擇吉隆坡，既是對東盟“中心性”的尊重，也顯示中國試圖將經貿議題納入其倡導的區域架構之中。其次，對中國而言，吉隆坡近在咫尺，而華盛頓則需長途飛行，地理優勢明顯向中方傾斜。此舉被視為中國在談判節奏與議程設定上逐步掌握主動權的信號。
更關鍵的是，吉隆坡談判與隨後的APEC峰會形成“議程銜接”。中方巧妙地將雙邊經貿議題嵌入多邊框架，藉APEC平台釋放合作意願，同時展現其作為亞太秩序穩定者的角色。
“習特會”落腳韓國：地緣靠近中國的戰略深意
如今，“習特會”選在韓國釜山舉行，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地理轉向的趨勢。從地緣位置來看，釜山距離中國山東半島的飛行時間不到2小時；相較之下，從華盛頓到釜山則需跨越太平洋，飛行時長十多個小時。
這種“靠近中國”的地點選擇，至少傳遞三重信息：
一、中國主場優勢的延伸：雖然名義上為韓國主辦APEC，但中韓地理鄰近，使得中國在會場周邊的後勤、情報與輿論佈局更具優勢。美方在此環境下，難以完全掌控談判節奏。
二、亞太核心地位的再確認：選擇東北亞而非歐洲或北美舉行元首會晤，凸顯中美競爭與合作的主戰場已明確轉向亞太。中國藉此強調“亞太事務應由亞太國家主導”，間接回應美國“印太戰略”中的排他性邏輯。
三、對美戰略耐心的考驗：長途跋涉赴會，對美方而言不僅是體力考驗，更是政治意願的展現。若美方願意接受“靠近中國”的地點安排，或反映其對穩定雙邊關係的迫切需求。眾所周知，美國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解決稀土和購買大豆等問題。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