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長官李家超2025年施政報告以“把握機遇、轉型發展、共建香港”為主題，在全球貿易秩序深度調整、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步入十周年新階段的背景下，系統擘畫了香港由“引進來”向“雙向互動”轉型的戰略藍圖。這份報告既延續了香港“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”的核心優勢，更以“制度型開放”為突破口，將“引進來”與“走出去”並置為核心戰略支點，為香港在百年變局中重塑國際角色提供了清晰的行動綱領。其中，對“一帶一路”國家戰略的深度嵌入與創新實踐，尤為鮮明地體現了香港從“超級連絡人”向“超級增值人”的升級邏輯，為“東方之珠”的開放新篇注入了更具時代性的內涵。
9月17日下午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，講解當天上午發表的2025年施政報告，並回答記者提問。（香港中通社記者 謝光磊攝）
一、戰略升維：“雙向互動”戰略的時代必然性與理論創新
全球貿易秩序正經歷“三重重構”：其一，供應鏈從“效率優先”轉向“安全與效率平衡”，區域化、近岸化趨勢加速；其二，規則體系從“單邊主導”轉向“多元共治”，數位貿易、綠色標準等新規則博弈加劇；其三，動力機制從“西方主導”轉向“多極驅動”，新興經濟體佔全球GDP比重已超40%（IMF 2025年資料）。在此背景下，香港傳統“引進來”模式（以跨國公司區域總部、金融機構集聚為主）面臨邊際效益遞減——2024年香港實際利用外資中，來自歐美發達經濟體的佔比已從2018年的68%降至52%，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佔比升至29%，這一資料變化本身就在倒逼戰略轉型。
施政報告提出“更積極的走出去”，本質上是對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功能定位的再校準。過去二十年，香港通過CEPA、滬港通、債券通等機制，成功扮演了內地與國際市場的“介面”；但隨著內地企業從“引進技術、管理經驗”轉向“輸出產能、標準、文化”，香港需要升級為“轉換器”——將內地的產業優勢、數位技術優勢與“一帶一路”市場的需求特徵、文化語境進行深度適配。例如，報告特別強調“推動香港專業服務標準與‘一帶一路’共建國家標準互認”，正是瞄準了規則對接這一關鍵痛點，將香港的法律、會計、仲裁等專業服務的“軟聯通”功能，從服務外資企業轉向服務中資企業“走出去”的全週期需求。
這種戰略升維的理論創新在於，突破了傳統“中心-週邊”的全球化分析框架，構建了“雙循環”節點城市的功能模型。香港不再是被動的資本接收者，而是主動的資源配置者：一方面通過“引進來”，吸納全球高端要素（如創新科技、綠色技術、專業人才），另一方面通過“走出去”輸出中國方案（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模式、數位元經濟治理經驗），最終形成“輸入-轉化-輸出”的價值增值鏈條。這種模式既避免了單純“走出去”可能面臨的本土化風險，又突破了“引進來”可能陷入的產業低端鎖定，為中小型開放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範式。
二、“雙向互動”的實踐新意：從“通道”到“樞紐”的能力躍遷
施政報告中“引進來”與“走出去”並進的部署，絕非簡單的策略疊加，而是通過制度創新、平臺搭建、生態培育，推動香港從“物理通道”向“功能樞紐”躍升。其新意集中體現在三個維度：
（一）主體擴容：從“外資企業”到“多元主體”的引進來
傳統“引進來”以跨國公司地區總部、金融機構為主，而報告明確提出“構建‘引進來’新生態”，重點聚焦三類主體：一是“一帶一路”科技型企業，通過“港股創新板”改革、創科生活基金擴容（2026年規模增至50億港元），吸引東南亞、中東的數字經濟、綠色科技初創企業來港融資；二是“專業服務機構”，放寬中東、拉美律所、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准入，推動其與香港本土機構組建“聯合服務中心”；三是“文化創意主體”，設立“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基金”，支持阿拉伯、波斯等文明圈的影視、藝術機構在港設立亞太總部。這種主體擴容本質上是將香港的“超級連絡人”功能從資本領域延伸至創新、專業、文化等多元領域，契合了全球價值鏈向“創新鏈+文化鏈”雙軌升級的趨勢。
（二）場景深化：從“貿易投資”到“規則治理”的走出去
報告對“走出去”的部署突破了傳統的工程承包、產能合作模式，重點聚焦“規則輸出”與“標準引領”。例如，在基建領域，提出“推動香港BIM（建築資訊模型）標準成為東盟國家交通基建項目推薦標準”；在綠色經濟領域，計劃2026年前完成“香港綠色金融標準與東盟可持續金融分類體系”對接研究；在數位經濟領域，支援香港電子支付系統（如轉數快）與馬來西亞、印尼的本地支付系統互聯。這些舉措的關鍵在於，將香港的制度優勢（普通法體系、國際化監管標準）轉化為可複製的“香港方案”，幫助中資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市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以中老鐵路為例，港鐵集團參與的“運營維護標準輸出”專案，已將香港地鐵的安全管理體系、商業運營模式成功移植到東南亞，這種“標準走出去”比單純的“專案走出去”更具可持續性。
（三）機制創新：從“政府引導”到“生態協同”的雙向聯動
施政報告創新性地提出“建立‘引進來-走出去’協同平台”，通過“政府+商協會+企業”的三元機制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。例如，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牽頭設立“雙向投資資料庫”，整合“一帶一路”國家的市場需求、政策法規、投資風險等資訊，既為來港投資的外資企業提供中國市場准入指南，也為赴海外發展的中資企業提供目標國營商環境分析；由香港總商會聯合內地貿促會推出“雙向交流計畫”，每年組織100家香港中小企業與50家內地“專精特新”企業赴“一帶一路”國家開展聯合路演；由律政司推動設立“跨境投資爭端調解中心”，為“引進來”企業提供涉港投資仲裁服務，為“走出去”企業解決海外商事糾紛。這種生態協同機制打破了傳統政策扶持的“碎片化”困境，通過資訊共用、資源對接、風險共擔，顯著提升了雙向互動的效率。
三、未來進路：以制度型開放賦能“雙向互動”升級
儘管施政報告已勾勒出清晰的戰略框架，但在全球產業鏈重構加速、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，香港仍需在以下領域深化改革，推動“雙向互動”從“量”的積累邁向“質”的飛躍：
（一）強化“引進來”的創新策源功能，構建“全球-香港-內地”創新鏈
香港的短板在於基礎研究能力與成果轉化效率，需通過“引進來”彌補這一缺口。建議：一是設立“全球頂尖科學家工作室”，提供跨境科研資金、稅收優惠、住房保障等配套，吸引諾貝爾獎得主、圖靈獎得主等頂尖人才來港設立聯合實驗室；二是推動“香港研發+內地轉化”模式升級，依託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，建立“科研成果快速確權-內地產業化-收益反哺香港”的閉環機制；三是探索“離岸創新”新模式，允許在港註冊的外資研發中心享受內地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，鼓勵其將中試環節放在香港，量產環節落地內地。
（二）提升“走出去”的風險防控能力，打造“全週期”服務平台
中資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面臨的不僅是市場風險，更有政治風險、法律風險、文化風險。建議：一是建立“一帶一路”風險評估資料庫，整合政治穩定性、外匯管制、勞工政策等200+指標，提供即時風險預警；二是發展“跨境風險對沖工具”，支持香港保險公司開發“一帶一路”項目政治風險保險、匯率波動保險等產品；三是加強“軟力量”建設，在重點國家如沙特、印尼，設立“香港文化驛站”，通過舉辦商務禮儀培訓、社區公益活動，幫助中資企業更好融入當地社會。
（三）深化與內地的制度銜接，打通“雙迴圈”堵點
香港的“雙向互動”離不開內地市場的支撐，需在規則、標準、管理等方面實現更深層次對接。建議：一是推動“港澳居民個稅補貼政策”擴圍至“一帶一路”專案從業者，吸引內地人才通過香港平台參與國際業務；二是試點“跨境資料流程動特別管理區”，允許符合條件的內地企業通過香港向“一帶一路”國家傳輸非敏感商業資料；三是探索“人民幣國際化”新路徑，在中東、拉美等地區推廣"人民幣-港元"雙幣種結算，支持香港金融機構發行“一帶一路”主題的人民幣債券。
結語：以開放新篇續寫“東方之珠”的時代傳奇
李家超特首的施政報告，本質上是一份“香港如何在全球變局中重新定義自己”的宣言書。其中“引進來”與“走出去”並進的戰略部署，既傳承了香港“連接中國與世界”歷史基因，又注入了“服務國家戰略、引領區域發展”的時代內涵。當香港從“超級連絡人”升級為“超級增值人”，當“一帶一路”的機遇通過香港的專業服務、制度優勢，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動能，“東方之珠”的開放新篇必將更加璀璨——這不僅是香港的機遇，更是中國高水準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生動實踐。
（本文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 沈綠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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