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新聞網1月22日電 2026年初，日本國債市場劇烈動盪，其影響已遠超本土範疇。隨著日本40年期國債收益率自1995年以來首次突破4%，美國、德國等主要經濟體的債券收益率也應聲上漲，直觀揭示了債務相互捆綁下的全球風險傳導機制。這場動盪不再是一次區域性財政事件，而成為對全球主權債務風險的系統性重估，迫使國際市場直面“高利率-高債務”時代普遍存在的結構脆弱。
圖為日本銀行總部 圖片來源：新華社
日本債市的動盪，直接源於其政治決策對脆弱財政紀律的衝擊。首相高市早苗為提前大選提出的激進減稅承諾，與佔GDP比重已達240%的巨額政府債務形成尖銳對立，迅速點燃了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深層憂慮。國債拍賣遇冷、收益率急劇攀升，正是市場以行動表達對日本“財政風險溢價”的明確要求。
日本央行隨之陷入兩難困境。在穩定國債市場與遏制日元貶值之間，在控制通脹與協助政府融資之間，任何政策選擇都代價沉重。央行本就龐大的資產負債表進一步限制了其操作空間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路徑也因此愈加模糊。這種困境並非日本獨有，而可能成為眾多高負債發達國家央行的前奏。
日本作為全球最大的淨債權國，其國內利率的快速上升引發了全球資本流動的顯著轉向。過去，由於國內利率長期低迷，日本機構大量投資於美債、歐債等海外高收益資產。如今，隨著日本國債收益率突破4%，這些資金開始大規模回流，直接導致美國、歐洲及澳大利亞等債券市場遭遇拋售壓力。美國財政部長關於“日債拋售已波及美債”的表態，正是這一傳導機製成為現實的公開確認。
這也標誌著過去數十年一個重要全球金融邏輯的鬆動——以日元等低利率貨幣為融資來源、追逐海外高息資產的“套利交易”模式，其基礎正逐漸瓦解。隨著日本這一傳統融資中心的利率顯著抬升，全球廉價資金的流動性“水龍頭”正被擰緊，借貸成本整體上升，尤其將對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構成嚴峻挑戰。
此次動盪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：全球國債市場的定價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轉變。過去，投資者主要關注通脹走勢與央行短期政策；如今，政府能否維持長期財政健康、債務是否可持續，正成為更為關鍵的定價依據。“財政健康度”已逐漸取代其他因素，成為影響全球債市的核心風向標。
這一轉變對全球發達經濟體構成了結構性挑戰。從歐洲到北美，多國在經歷疫情及多次危機後，公共債務水平已處於歷史高位。在利率中樞系統性抬升的新環境下，債務利息負擔顯著加重，嚴重擠壓財政政策空間。投資者將以審視日本般的嚴格標準，重新評估各國的償債意願和能力。對財政擴張過度、改革乏力的國家，市場將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。這意味著“財政風險溢價”將長期存在、日益顯性，並持續擾動全球債市。
日本的國債危機並非孤立事件，而是對所有高負債發達經濟體的一記警鐘。它清晰表明，在“高利率-高債務”的新常態下，任何主要經濟體的財政失序，都可能通過高度聯動的全球金融市場迅速外溢，演變為跨市場的資產價格動盪與流動性危機。全球金融體系的結構性脆弱暴露無遺——其穩定過度依賴於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債務可持續性假設。
一個清晰的趨勢正在形成，各國財政政策的跨境溢出效應將空前增強。市場將在全球範圍內，對所有國家“能不能管好錢包、還得起債”展開一場無情的“壓力測試”。政策制定者必須在刺激經濟、保障民生與維護中長期財政健康之間尋求艱難平衡。否則，今日日本的債市風暴，或將成為明日其他經濟體的前車之鑒。全球金融穩定，從未如此繫於各國政府的財政審慎之上。（綜合21經濟網，中國經濟網報道）